前言
中国文艺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梦想中，获得不竭的精神动力、思想支撑和艺术资源。展现新时代的壮阔气象，描绘新时代的壮美画卷，书写新时代的恢宏史诗，是当代中国文艺的神圣使命。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与艺术是民族精神的火炬，照亮着人类前行的道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这不仅是对文化地位的肯定，更是对艺术使命的召唤。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自人民，更应回归人民，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这要求我们，在创作中，要扎根生活，深入人民，从人民的喜怒哀乐中汲取灵感，用艺术的语言讲述人民的故事，展现人民的风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艺术的源泉。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只有扎根脚下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为人民而艺术”，意味着艺术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对艺术家的期许，也是对艺术作品的评判标准。艺术作品应当是人民情感的共鸣器，是人民生活的写照，是人民精神的食粮。只有这样，艺术才能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应当牢记教导，让艺术的种子在人民的沃土中生根发芽，用艺术的光芒照亮人民的心灵，让“为人民而艺术”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和行动指南，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华彩篇章。
创荣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工作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刘文清，字子纯、号墨农，河南项城市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现为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浙江省美术家协会高校美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传统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美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浙江省国际美术交流协会、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理事、会员等；曾担任河南省美协人物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99年被中国文联授予“`99中国百杰画家”，2002年获国家人事部颁发“当代中国画杰出人才奖” ，2012年被评为“当代30位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人物画家”及“2012年中国创新国画艺术家”。
长期从事美术创作、教学与理论研究工作，擅长国画人物，工写兼攻。凡山水、花鸟及书法与金石艺术、古诗词均有涉猎。自80年代中期作品入选全国第七届美展以来，先后有90余件美术作品参加省级、全国美展。其中20余次入选由文化部或中国美协等政府机构主办的全国性美术展览，在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北京李可染画院、浙江美术馆、河南博物院等地举办个人画展、联合画展30余次。
获金、银、铜奖、一、二、三等奖、精品奖、优秀奖40余次。作品在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荷兰、俄罗斯、日本、埃及等国家及中国美术馆、港、台地区展出；被河南博物院、北京大学、遵义美术馆、唐云艺术馆等数十家美术馆、社会机构及个人收藏。
是当代中国人物画坛实力派画家之一。
出版有《刘文清画集》、《刘文清国画作品集》、《重点关注·当代中国画名家—刘文清》、《当代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艺术家-刘文清》、《中国当代美术家——中原画风国画卷刘文清》等，数十篇论文在国家重点核心期刊及省、部级刊物上发表。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中心拍摄专题片《专访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刘文清》，央视网、河南卫视、浙江卫视、浙江教育科技频道、杭州电视台、郑州电视台多次拍摄专题片、新闻片进行报道。
个人传略辑入《中国美术家名录》、《世界名人大词典》等数十部辞书。作品、评介散见于各专业刊物、报刊、杂志、电视台、网络、画册、传记等。
刘文清作品欣赏
笔墨传统与时代精神
——关于中国人物画实践的思考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刘文清
在中国绘画史的历史长河中，人物画在隋、唐、五代、两宋极为发达，有过辉煌的艺术成就。魏晋的飘逸，隋朝的绚烂，唐朝的艳丽华美、大气恢弘，五代、两宋的酣畅淋漓，元的畅意抒情，明清的淡雅逸趣，不仅记录着历代画家孜孜以求探索的足迹、风格的演变。也映射着每个时代的昌盛兴衰及统治集团的政治需求。反射着那个时代民众审美情趣的变迁和取向。括而概之，是每个朝代变迁的记录，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印痕。
人物画的成就，固然有古代统治者出于“成教化、助人伦”的需要，如两晋南北朝的宗教化倡行，唐朝的王侯贵族、释道人物画兴起所推动。但至两宋时期，各种题材，各种风格人物画的发展与探索已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成教化、助人伦”的需要。它的兴盛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人物画更能贴近生活，更能关注人生，能与民生、国家、民族的兴衰变革相交织而倍受世人的推崇与喜爱。
正是因为如此，自“五四”以来到今天，人物画虽然经历了多次的低谷高潮的变迁。但每个时期的画家都面对着同样的课题，即如何将传统中国人物画从题材，创作观念，绘画语言上进行改革与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的精神合拍。由于中国人物画家肩负有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中国文化，对东方人文精神弘扬的重任；肩负有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变革相交织、共命运，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激励民族自豪感，歌颂、记录祖国建设巨大成就的历史使命。不论是徐悲鸿、蒋兆和等一批从国外归来或早期学过油画的画家所尝试的将西画素描重结构、重人物内心刻画的长处吸收到中国画创作中，拓宽、开辟出中国人物画表现现实生活的新路子、新技法；还是赵望云、石鲁等一批从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继承中发展，创新，推出传统笔墨表现新生活的笔墨语言和笔墨技法。都从题材、创作观念，绘画语言上突破了传统的规范而将人物画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中国人物画对形、神、气韵、境界的追求与研究，是建立在中国的传统美学基础上的。中国古代画家历来重视“传神”的表达，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着形与神的关系。东晋顾恺之倡导的“以形写神”，着重强调通过外形，表现人物的性格、气质。这是对人物画专业角度的要求。对人物画而言，不首先解决造型，传神就无所依附。造型能力的高下，标志着人物画家基本功力的高低。关于“形”与“神”的关系，唐·张彦远在其所著《历代名画记》里有进一步的阐述：“夫像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张彦远将人的性格、气质，即“神”用骨气来概括是非常确切的。而骨气、形似又本于立意，归乎用笔。在这里，张彦远不仅强调了形神的表现要靠形似，还有赖于画家主观艺术意向的确立，即画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所表现的形象准确之形体是经过画家主观艺术意向的取舍和夸张来确立的。只有充分把握好画家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表现出对象之神韵。意象构成的精彩处，是形象的生命运动和形象的诗意，是按照更高的目的创造出的理想的“第二自然”，是“神用像通，情变所孕”的可视可想的艺术形象。所谓“迁想妙得”正是这个意思。
而“归乎用笔”的提出则强调了“用笔”是“传神”所必须的载体之重要性。中国的人物画表现，主要是以线为造型手段，不论是工笔画的中锋用笔，还是写意画的“抑扬顿挫”、“快慢疾徐”之笔性、笔意的表达，都强调了笔力和功夫，也就是用笔的质量。运动中的线条所表达出来的美感是笔意——即以书法的用笔形式写出来的，这种写，不仅仅是用笔的变化，还体现在用笔的速度及墨韵和纸质的结合上。在这种写的酣畅、快意表达的同时，还要兼顾对物象恰倒好处的把握，委实是一件不易的事。说人物画难，难就难在既要把握形似与神韵，又要兼顾用笔用墨的变化。
笔墨是画家主观能动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画家个性、气质、审美趣味，综合修养的集中体现。笔墨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画家在艺术上成熟的标志，历代画家都十分重视笔墨形象的创造。重视在“外师造化”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以形传神”的同时，结合自己的个人气质、修养、审美趣味，去探索新的形式感，创造出各自不同的笔墨风格。画家若不通过长期的实践和体验，对世界物象细致的观察、摹写，感悟生命的意义，探索情感的品性，要画出形神兼备的作品，创出独有的笔墨风格，达到相当的精神境界又谈何容易。
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于“六法”之首，点明了中国画的最高境界不仅在于“以形写神”，更重“气韵生动”。“气韵生动”是人物神态、心境、性情和情景的交融，是画家思造化、得心源，心物融通后的诗意化境界。是“万物与我为一”的体现。它包含着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心理、气质、社会属性及画家的主观能动性与笔墨技巧的总和，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潘天寿在《听天阁画谈随笔》里说：“顾氏所谓神，何哉？即吾人生存于宇宙间所具生生活力也。‘以形写神’即所表达出对象内在生生活力之状态而已。故画家在表现对象时，需先将作者之思想感情移于对象中，熟悉其生生活力之所在，并由作者内心感应与迁想之所得，结合形象与技巧之配置，而臻于妙得。是得也，即捉得对象之活力也。亦即顾氏所谓‘迁想妙得’者是已。”进入角色，体会角色的思想感情，再通过丰富的联想、想象、去妙得人物性格的内核，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之相感应，再以与之相适应的笔墨技巧表现出来，方可达到“气韵生动”的高峰。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物画家与西方画家浑然不同的写生、创作观。中国人物画家强调充分发挥画家的主观能动性，中国人物画家的写生（写真）是“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查之”（苏东坡语）。要想捕捉住人的个性特征，就要细心的暗中观察，不让对方知道。关于这一点，元代王绎在《写像秘诀》说的更明白：“彼方叫啸谈话之间，本真性情发见，我则静而求之，默识于心，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中国画家强调的是在对象活动中细心观察，发现其“真性情”（及能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典型瞬间形象，特有的神情体态），然后默识于心，做到成竹在胸，再在纸上一气画成。这种默记默写的方法，和西方画家面对模特的写生创作是完全不同的写生观和艺术观。“东方人崇尚自然与人的和谐，注重社会共性与个人个性的统一，注重人的情感价值；既具有现实态度又喜好迁思玄想，既尊重客观形物的个性又自重主观精神的个性，既重视具体感受又推倡抽象感受。这些精神素质贯注在艺术中便形成“意象性”之审美特征。“意象性”是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抽象与具象，无限与有限，一般与个别，表现与再现，虚与实等等哲学与美学范畴的对立统一状态。（石果《体系和道路—读石鲁人物画之思考》石鲁作品集·人物卷131页）”中国人物画家通过观察、默记而与意象的融合所创作的作品，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升华，是神似而非形似的心造艺术。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梁楷的《李白行吟图》何以寥寥数笔，就把一个面带微醺，临风吟诗，飘然若仙的诗仙李白之神韵捕捉、刻画的如此深刻的原因了。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数百人不同性格，不同职业，不同动态，尤其是虹桥下船夫放桅杆过桥时桥上、船上人物动态、神情之生动描写，让人不得不为画家观察生活之细致，默记捕捉人物动态神情能力之高超而敬佩。即便用现代的录像设备 ，也难捕捉到画中这高度凝练的动人情景。
中国人物画之如此丰富、精练的表现力，发展到当今这个多元化、信息化的高科技时代，时逢政通人和、国富民安的盛世局面。为中国画的繁荣与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人物画家，继承中国人物画的优秀传统，发扬中国画“笔墨当随时代”的创新、变革精神，规避中国画创作中的浮躁之风干扰。深入生活，感悟时代与人生，创作出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建设巨大成就的经典力作、鸿篇巨制，复兴盛唐时期人物画繁荣的新局面，为时代写真，为祖国立传，是新世纪的呼唤，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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